国务院近日发布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纲要》）以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下称《三年行动计划》）相互衔接，为“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设定了系统性目标与任务。多位专家对该《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

战略接力，蓝图贯穿始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指出，《规划》的发布，与《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他将此比作一场接力赛，其中《纲要》确立了目标和方向，而《三年行动计划》是启动阶段，本次发布的《规划》则承担着积蓄力量、决定全程表现的关键“途中跑”角色。这一承上启下的定位，要求《规划》必须打牢基础，全面发力，为后续发展奠定有利基础。

马晓强进一步解释，这种政策的延续性在具体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立德树人”为例，《纲要》提出了“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总体要求，《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了初期工作，《规划》则将其具体化、工程化。从“为何而做”到“近期做什么”再到“如何去做”，三份文件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体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思路。

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强调，当前接受教育的学生将在2035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当下的立德树人工作，实际上是在为未来发展进行规划。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维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认为，《规划》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部署了四个关键维度：一是基础教育的扩优提质；二是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三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四是全球教育领域的引领。这四个方面共同回应了民众对“上好学”的殷切期望。

在基础教育方面，朱旭东表示，通过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以及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旨在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公平的教育。

关于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指出，《规划》引导高校将发展重心从学科建设转向服务国家战略。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增加10万人以上，同时将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方面，《规划》推动该体系与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度融合，并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形成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教育体系。

对于全球教育赛道的引领，朱旭东认为，中国教育正从“追赶”模式转向“引领”模式。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领域，中国已处于世界前列，并持续扩大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优势，未来将着力形成可推广的中国经验。

此外，《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概括为“三重获得感”：一是专业上的获得感，通过完善学历提升和培训体系；二是职业上的获得感，体现在落实社会保障和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三是个人发展上的获得感，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和个人追求。他认为，这三者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从“应对”到“引领”：在变革中开创新局

《规划》首次将规划布局单独成章，反映了人口、产业、科技三大变量带来的深刻变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指出，基础教育不同学段正呈现“排浪式达峰”的特点。加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加速流动，教育资源配置面临复杂挑战，如农村学生减少与大城市学校大班额并存的现象。

邓友超认为，如果沿用旧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导致资源过剩与不足并存。《规划》要求各地准确研判人口流动趋势，科学规划学校布局，这一举措非常及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已在探索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制度，以促进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李立国表示，当科研成果符合市场需求时，市场机制将自然驱动资本介入。中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与美国相当，但在风险投资方面仍有差距，这正是《规划》首次提出“政产学研用金”联动机制的深层意义所在。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正式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规划》多次聚焦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认为其是战略急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大国竞争的前沿。因此，无论是调整学科专业设置还是升级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李立国总结道，每一项政策部署都承载着亿万家庭的期望，这份规划不仅描绘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蓝图，更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才基础和未来希望。